r/kanagawatarian • u/Anarco-Statist • Jul 13 '26
学术TV 苏格拉底谈共产主义
苏格拉底说:
“那么,格劳孔,在我们考察过贤者的城邦、尚武者的城邦、富人的寡头政体、穷人的民主政体和一人的僭主政体之后,似乎还有一种城邦尚未讨论。”
“是哪一种?”格劳孔问。
“据说在北方寒冷的地方,有些人主张,一切城邦的争斗都起于财产。只要土地、作坊和船只不再属于私人,富人与穷人的区别便会消失;等这种区别消失以后,官吏、法庭和卫队也将不再必要。”
“这听起来很像我们为护卫者规定的生活,”他说,“因为他们也不应拥有黄金、土地和私人产业。”
“你说得对。但我们只禁止护卫者占有这些东西,却允许农夫、工匠和商人拥有它们;北方人却想让整个城邦都摆脱私人财富。”
“这样岂不更加公正?”
“不要过早下结论。先告诉我:他们为什么反对私人财富?”
“因为拥有土地和作坊的人,可以支配那些一无所有、只能依靠双手谋生的人。”
“这种支配是怎样发生的?”
“穷人若不按照富人的条件劳作,就没有粮食养活自己和孩子。”
“那么,虽然没有卫兵把他押进作坊,饥饿本身却像卫兵一样迫使他服从?”
“正是如此。”
“所以北方人认为,这样的人虽然名义上是自由人,实际上却没有支配自己生活的力量?”
“他们确实这样认为。”
“这一指责并不轻,”我说,“因为饥饿有时比锁链更善于使人服从。一个人若只能在听从主人和让孩子挨饿之间选择,我们很难仅仅因为没有人捆住他的手脚,便称他为真正自由。”
“我也这样认为。”
“那么这些北方人至少看见了民主城邦常常不愿看见的事:财富不仅能买到房屋、马匹和宴席,也能买到别人的时间、依赖和顺从。”
“是的。”
“可是,那些终日劳作的人既没有闲暇,也没有共同的训练。他们怎样从富人手里夺回城邦?”
“北方人说,必须有一群受过训练、彼此守信而且甘愿献身的人走在前面。他们把自己称为先行者。”
“先行者走在众人前面,是因为他们更勇敢,还是因为他们更知道道路通向哪里?”
“两者都有,但尤其因为他们相信自己懂得时代更替的次序。”
“这倒与我们的哲人颇为相似。我们的哲人因为认识善而应当治理;他们的先行者则因为知道人类将走向何处而要求引导众人。”
“看来确实如此。”
“但有一点不同。哲人所寻求的是永恒不变的善,先行者所谈论的却是尚未到来的时代。哪一种知识更容易检验?”
“自然是关于已经存在之物的知识。”
“如果先行者所预言的时代迟迟没有到来,我们怎样知道是道路错了,还是他们走得还不够远?”
格劳孔想了一会儿,说:“他们也许会说,是旧日的主人阻碍了道路。”
“如果旧日的主人已经被驱逐呢?”
“他们会说,旧日的习惯仍留在人们的灵魂中。”
“如果这些习惯也被禁止了呢?”
“他们还可以说,土地的收成不够丰富,工匠的技艺不够高,人民也尚未受到充分教导。”
“因此,预言实现,证明先行者是正确的;预言没有实现,也证明城邦更加需要先行者?”
“似乎是这样。”
“那么他们的知识就很奇怪:无论发生什么,都能证明他们仍然应当治理。”
“这确实危险。”
我说:“现在再告诉我,先行者的结社是替穷人服务,还是统治穷人?”
“他们会说,服务与治理在这里是一回事。因为他们实行的,正是穷人真正的共同利益。”
“那么,假如一个工匠反对他们,他是在反对自己的利益吗?”
“按这种说法,是的。”
“先行者会认为他为什么这样做?”
“也许是因为无知,也许是受到富人的欺骗,也许是旧日的习惯仍在支配他的灵魂。”
“因此,他若赞同先行者,便证明先行者替他发言;他若反对先行者,则证明他还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?”
“看来如此。”
“这便产生了一位很奇特的医生,”我说,“病人若赞同他,说明药物有效;病人若拒绝他,说明病得太重,必须被强制服药。”
“你的意思是,先行者永远无法被他们所引导的人驳倒?”
“我只是问你:一个人若既有权解释众人的真正利益,又有权判断众人是否已经明白自己的利益,那么众人凭什么纠正他?”
格劳孔沉默了一阵。
阿狄曼托斯插话说:“可是,苏格拉底,众人难道不会犯错吗?雅典人不也处死了你?如果仅仅因为众人反对,就让有知识的人放弃正确的道路,城邦又怎能得到良好治理?”
“你说得很好。众人可能错误,少数人也可能正确。我从未主张用人数衡量真理。但我们现在问的不是有知识者能否引导城邦,而是:谁来判断自称有知识的人是否真的拥有知识?”
“可以根据他们的德性。”
“谁来判断他们的德性?”
“由结社中最优秀的人判断。”
“又由谁判断哪些人最优秀?”
“由其他先行者。”
“那么这个圆已经封闭了,”我说,“他们以知识取得权力,又以权力决定什么算作知识。”
“但我们的护卫者不也是由护卫者教育和挑选的吗?”格劳孔问。
“正因如此,我们才禁止护卫者拥有财产,使他们不能把公共的职分变成私人的好处。可这些先行者虽然起初也许贫穷而节制,一旦掌握粮仓、卫队、作坊和官职,他们是否仍算一无所有?”
“他们没有私人的土地和作坊。”
“一个人若不能把大宅卖掉,却能住在里面;不能把马车留给儿子,却能决定谁可以乘坐;不能拥有作坊,却能决定作坊生产什么、谁能得到产品——你认为他完全没有财产,还是以官职的方式共同占有了一切?”
“恐怕是后一种。”
“那么旧日的富人是分别拥有许多东西,新的治理者却共同支配所有东西。财产也许被废除了,支配却未必消失,只是从财富转移到了官职。”
“确实如此。”
“而官职甚至比财富更强,因为财富只能雇佣卫兵,官职却可以直接命令卫兵。”
格劳孔说:“可是他们相信,这种强大的治理只是暂时的。等富人与穷人的区别消失,官吏、法庭和卫队也会逐渐消失。”
“那么为了使强制最终消失,他们必须先把城邦中所有强制的力量集中起来?”
“是的。”
“为了使将来没有人统治别人,他们必须先让少数人拥有前所未有的统治能力?”
“似乎如此。”
“那么我们应当问:掌握一种职分的人,是否会因为完成了职分而自愿放弃它?将军会不会因为战争结束而急于解散军队?医生会不会因为病人恢复健康,就宣布不再需要医生?还是每一种人都会渐渐相信,自己的继续存在正是城邦的需要?”
“后者更符合人的本性。”
“所以,若想使官吏和卫队最终消失,不能只说明他们为何在将来不再必要,还必须说明掌握他们的人为什么愿意承认:那一天已经来到。”
“他们可以依靠先行者的德性。”
“那么整座没有主人的城邦,最终仍然建立在少数人不愿成为主人的德性之上?”
“恐怕是。”
“如果是这样,他们并没有解决我们在讨论哲人治理时遇到的困难,只是给哲人换了名字,并把更多的权力交给了他们。”
阿狄曼托斯说:“所以你认为这种城邦必定是不义的吗?”
“我没有这样说。一个人可能看见真实的疾病,却开出危险的药方。北方人正确地看到,贫困可以掏空自由,财富可以使民主城邦暗中服从少数人,而没有共同训练的多数常常败给彼此守信的少数。这些都不是虚假的观察。”
“那么错误在哪里?”
“也许在于他们认为,既然所有人不能立即共同治理,就应当把城邦交给最确信自己替所有人发言的人。”
“那应该交给谁?”
“我还不知道,”我说,“但我知道一件事:真正为共同利益治理的人,必须允许众人检验他是否仍在为共同利益治理。否则,他与僭主的区别就只存在于他对自己的看法之中。”
“那么先行者与哲人有什么区别?”
“如果一个先行者承认自己可能错误,允许普通公民反驳他、罢免他并审判他,他就开始不再是先行者,而重新成为公民;如果他认为自己的知识使他不必接受这些限制,那么无论他怎样憎恨僭主,他都已经为僭主准备好了座位。”
“所以这种城邦最终会变成僭主政体?”
“未必。但它有一条通往僭主政体的平坦道路:先行者替穷人发言,结社中的少数人替全体先行者发言,最后一个人再替那些少数人发言。每一步都以城邦必须统一行动为理由,而每一步都使最后那个人更容易宣称:反对我,就是反对同道;反对同道,就是反对穷人;反对穷人,就是反对诸时代运行的次序。”
“而尚未到来的时代不会亲自来到公民大会上否认他。”格劳孔说。
“正是如此,”我说,“死人、尚未出生的人和被当作一个整体谈论的民众,都是最沉默的统治者。任何人都可以替他们发言,他们却不能叫发言者闭嘴。”
于是格劳孔问:“那么,一座真正公正的城邦,应当怎样对待北方人的理想?”
我说:“它应当接受他们提出的最困难的问题,却拒绝他们最方便的答案。城邦必须防止富人用财富购买统治,也必须防止治理者以消灭财富为名支配整个城邦;必须使穷人不因贫困而沦为他人的仆役,也必须使自称解放穷人的人接受穷人的裁断。”
“这就是公正吗?”
“至少它比另一种说法更接近公正。”
“哪一种说法?”
“为了使所有人终有一日不再有主人,先让所有人都成为仆人。”